今天听了温世杨教授的民法学原理（民法专题）的讲座，感触颇深。

温教授着重讲了民法典编纂问题，讨论了几个主要争论的问题：一、知识产权是否应该纳入民法典；二、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应该纳入民法典体系：三、人格权是否应该单独设编。

我想就人格权是否单独设编这个问题谈谈我的学习心得。首先，我不赞成人格权单独设编。在温教授的讲授中，对人格权是否应该单独设编有赞成和反对两种观点。

主张人格权单独设编的第一条理由是人格权的重要性。人格权关系到人的尊重、人格尊严和人权保护，其重要性并无人否认。但民法典的编排体例，绝不能以重要性为标准。人的尊重、人格尊严和人权保护，属于法典的进步性问题，应当体现在民法典的价值取向、规范目的、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上。一项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尊重，对人格权和人权的保护，就具有进步性，至于该项制度在民法典上的安排和位置，是作为单独的一编，还是一章，是放在法典的前面还是后面，对其进步性不发生影响。法典结构体例、编章设置、法律制度的编排顺序，应当符合一定的逻辑关系，并照顾到法官适用法律的方便。民法典的编纂体例，应当以逻辑性为标准，使民法规则构成一个有严格逻辑关系的规则体系，以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和统一性。

主张人格权单独设编的第二条理由是所谓创新。认为世界上迄今存在的民法典，人格权都是规定在自然人一章，还没有单独设编的，中国大陆民法典单独设立人格权编，就有了自己的特色，有所创新。我不反对创新，不反对中国民法典体现中国特色，但问题在于这种创新和特色，一定要符合公认的法理，至少在法理上说得通，有起码的合理性和说服力。

世界上的民法典和民法典草案，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有三种模式：一是规定在侵权行为法之中，如１８９６年的德国民法典、１８９６年的日本民法典、１８８１年的瑞士旧债务法等；二是规定在总则编或人法编的自然人一章，如１９５５年的法国民法典草案；三是在总则编或人法编的自然人一章规定人格权，同时在侵权行为法中规定侵害人格权的后果，如１９５９年的德国民法典修正草案。迄今没有将人格权单独设编的，其理论根据在于人格权的特殊本质，在于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差异。我们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呢？

人格权不应单独设编的基本理由，在于人格权的特殊本质。首先是人格权与人格的本质联系。作为人格权客体的人的生命、身体、健康、自由、姓名、肖像、名誉、隐私等，是人格的载体。因此，人格权与人格相终始，不可须臾分离，人格不消灭，人格权不消灭。世界上的民法典，均将人格权规定在自然人一章，其法理根据正在于此。其次，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区别，还在于人格权是存在于主体自身的权利，不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权利。人格权就像权利能力、行为能力、出生、死亡一样，属于主体自身的事项。只在人格权受侵害时才涉及与他人的关系，但这种关系属于侵权责任关系，属于债权关系。这是人格权不应单独设编而与物权、债权、亲属、继承并立的法理根据。再者，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区别还在于，其他民事权利均可以根据权利人自己的意思，依法律行为而取得，均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，依法律行为而处分。而人格权因出生而当然发生，因死亡而当然消灭，其取得、发生与人的意思、行为无关，且人格权原则上不能处分，不能转让、赠与、抵销、抛弃。因此，民法总则的法律行为、代理、时效、期间、期日等制度，不能适用于人格权。人格权单独设编，混淆了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区别，破坏了民法典内部的逻辑关系。相对于总则编而言，其余各编均属于分则，总则编的内容理所当然地应适用于其余各编。试问，总则编的法律行为、代理、诉讼时效、期日、期间等制度，将如何适用于人格权编？

曾洋

2008年12月26日